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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待我们的俞晓夫正面对着一幅画作思考。画中的马克思正在写作《资本论》。他的背后是大英博物馆著名的环形阅读大厅，马克思和燕妮手捧书卷，神态自若，仿佛置身于千百年的知识海洋中。这正是俞晓夫为了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而作。

　　“这样的马克思不常看到吧。”俞晓夫的眼神如幼童般天真，从他兴奋的神情中我们感受到，他对这样的创作有着相当的兴趣和得意。不把马克思画成笼罩着圣光的圣贤先知，而是描绘成一个真诚而生气勃勃的人物，值得敬重和有独立性格的人物。俞晓夫的创作理念是——“我要把马克思画回欧洲去。”

　　在历史的深处展开想象的翅膀，让真正的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在俞晓夫的作品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画家精神上的人文关怀情结，理想主义光芒，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同唯美主义的色彩、构图、线条、情趣和谐地共存在画面上。

　　一个半月时间里临摹了600张插图

　　俞晓夫的绘画天赋，在不到3岁时就开始展现。

　　前一天，父母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从自己家缝纫机的抽屉中，俞晓夫拿出一块裁剪衣服用的滑石粉笔，就在地上画了起来。仔细观察，俞晓夫的父母发现，他描绘的画面竟然就是昨日电影中的场景。

　　上幼儿园中班时，正值中苏友好时期，老师正愁着出宣传板报的内容。一旁的俞晓夫悄没声息地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斯大林头像。

　　在随后的日子里，家中的地上、墙上甚至是家具上，到处刻画着俞晓夫的作品。父母在他随意的乱涂乱抹中，发现了他对绘画的兴趣。他们不仅为俞晓夫准备了绘画的纸笔，还在适当的年龄时，将他送到了上海著名的哈定画室，让他接受专业的美术基础训练。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间，俞晓夫就有了每月28块钱的学画经费。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去交画室的学费，我每个月可以购买两到四本美术资料，或者连环画之类和美术有关的资料。”高中毕业后，俞晓夫被分配到上海客车厂工作。在那个年月里，上班其实也无所事事，于是俞晓夫开始拼命阅读，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到处去借，如饥似渴地读，一边读一边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就在这段打发时光的日子里，他又一次碰上了机遇。

　　从一位同学手里，他借到厚厚一叠苏联《星火》杂志的插图。俞晓夫如获至宝，立马躲到工厂的小阁楼上没日没夜地临摹，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竟整整临摹了600张。这种玩命似的临摹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就在临摹完最后一张插图的时候，已经虚脱的他突然从阁楼上摔了下来，腿骨骨折、脑震荡。但他却依然欣喜：“正好在那一天，我已经把所有的画全部画结束了。这也许就是什么呢，我想这可能冥冥之中，就是让你临摹了以后啊，学到了真功夫了，上帝和你开个玩笑。”

　　很多年后，俞晓夫在回忆这段学画的经历时说：“我对自己充满感激，因为我侥幸在年轻时曾经那么用功。”伤病痊愈后，他的用功得到了补偿，600张画里的人物形象，像有了灵魂，鲜活地存放在他脑海里，随时可以唤出来派上用场。

　　常熟路163弄，生于斯长于斯，俞晓夫的童年生活单纯美好：在涂鸦中找到乐趣，练就纯欧化的、严谨、细致的基本功；殖民文化的遗韵、旧贵族式的生活情趣，始终在他作品中挥之不去。这些都成为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和留恋。

　　在创作札记中，俞晓夫曾这样写道：我暖褐色的画室，是一件怀旧的灰大衣。除了旅行的疲惫，它就想拣回童年的梦。童年的梦啊，又有多少吹落到作品里。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震动了整个美术界

　　1975年，俞晓夫开始动笔创作连环画《与鳄鱼搏斗的人们》，就在这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降临了。怀揣着这本连环画，俞晓夫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他的班主任和油画老师，就是后来旅居法国的画家方思聪。

　　方思聪记得，“每当课堂作业、野外写生，他总是躲在我后面看我怎么画。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当时他性格像孩子一样，有时候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经常引大家发笑。他看的书也比较多，他特别喜欢文学，还有欧洲的古典文学，像巴尔扎克的东西，莫泊桑的东西，他能够倒背如流。”毕业分配时，俞晓夫被招进了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当起了职业画家。

　　1984年，为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俞晓夫精心创作了一幅在他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油画——《我轻轻地敲门》。

　　“我在画《我轻轻地敲门》以前，也画过类似的题材。三联画《镜子》，画的是谭嗣同、詹天佑和林则徐，我认为这3个人是清朝末年知识分子的典型。由于政治昏庸，他们受到了灭顶之灾。我从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想表达自己对他们的一种纪念。到了《我轻轻地敲门》，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题材的一种总结。”俞晓夫自陈，画历史画是他的嗜好之一，这能使他摆脱许多困惑得到内心的安宁；能使他在这宁静的历史的大森林里，从从容容地独自散步，间或弯腰捡起一些历史的断片来对话。

　　在创作《我轻轻地敲门》的过程中，俞晓夫始终处在一种自由的、无意识的、非功利主义的审美状态中。所有的安排都是那么精心却又不露痕迹，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和蒲作英4位海派画家姿态、面容各异，却有着相同的落寞寂寥的神情。他们四人以及那只耳朵竖起的小猫，目光都投向同一个方向。敲门者是谁？正是躲在画外的画家 “我”，也许这个“我”才是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俞晓夫自信，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价值的作品。然而这件充满人文精神的作品，却在那届美展中落选了。

　　《我轻轻地敲门》的落选，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这幅画几乎成为所有全国性大型画册的必选之作。因为落选而声名鹊起，《我轻轻地敲门》，成为俞晓夫向外界坦露的第一句内心“独白”。

　　尽管从小就练就了造型、默写的扎实基础。然而写生仍然是俞晓夫坚持不懈的工作内容。不同的人文环境、不同的风土人情，即提供了俞晓夫创作的资料积累，也引发了他每时每刻的深深思考。深深地思考、随心所欲地画。时空交错、古今相融，俞晓夫用具象的表达、合理的意念、真实的想象，创造出了一种比现实更具魅力的真实。

　　1987年，俞晓夫又创作出一幅让美术界眼睛一亮的作品《一次义演》。画面上，毕加索和俞晓夫带着一名绑着绷带的孩子在募捐义演，画面的右半部是战争留下的碎片和废墟。流动着的意念与人道精神的完美结合，让这幅油画获得了首届中国油画展的大奖，再一次奠定了俞晓夫在中国油画界的地位。

　　坚持做一支“清醒”的画笔

　　2013年，年过花甲的俞晓夫上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此前，俞晓夫已经担任了上海刚泰文化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俞晓夫说，他希望借助社会优势力量，促进美术人才的培育，推动美术教育的发展。他也坦言，想在人生最后一个奋斗阶段，在他所擅长的历史画领域带来一些积极作为，并借此平台发扬海派艺术的影响力。

　　俞晓夫喜欢历史，他所关注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也一直在他的作品中体现。

　　“我想把历史画的大旗树起来，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快餐式的网络时代。在这种前提下，历史画应该完成一种使命。历史画的难度大，集传统绘画和经典绘画于一身，它对当下的艺术创作及大专院校艺术教学的无序化应是一帖清醒剂。”俞晓夫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他坚信，这个年代，不缺快，也不应求快，应该求慢、求稳妥、求更精致一点，历史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历史画在理论上阐发的不仅仅是绘画的意义，还有更多人文意义。

　　而一旦涉及教学，就不得不对历史画创作理念进行更理论性的探讨，该画什么样的历史画？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历史画？这是俞晓夫一直在摸索和反思的命题。

　　大学必须有大师，一位大师必然会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创作与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上师大美术学院来说，俞晓夫就是一位具有标杆作用的大师，是艺术上的领路人和教学上的督导者。

　　对于创作现状，俞晓夫也有清醒的认识：历史画只是一个艺术平台，我希望它能在梳理中国的人文、文化品格方面能起到一个作用。这个时代节奏快、浮夸成风、急于求成，我们的创作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用精英文化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才可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级精品。

　　在访谈的尾声，俞晓夫对上海政协书画院的发展寄予厚望。他希望，书画院能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准、出精品的平台，团结和调动广大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繁荣书画创作，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今后的艺术创作，俞晓夫说自己依然会认真地画、虔诚地画，“上帝给我这样的能力，我就该把它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