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里的红色记忆（二）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根据普查，上海有革命遗址657处。在此基础上，历史学者苏智良领衔上海师范大学团队，经10年研究、调研整理出1000处革命纪念地。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石库门中传播，里弄成为地下工作的天然屏障，来自弄堂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上海石库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地，是“梦起航的地方”。
民厚南里：陈独秀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19年到1926年期间，毛泽东曾经11次驻足上海，上海的石库门多次留下了毛泽东的身影。
1919年，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的住址，已经无从考证。1920年5月5日，第二次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入住了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在这里，毛泽东住了整整两个月。
当年，民厚里在上海赫赫有名。相传，叫黄包车无需说什么路，只说民厚里，大多都可以拉到。这里是英籍犹太富商哈同的产业，占地25.09亩，共有203栋两层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民厚南里29号，大门为普通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时年27岁的毛泽东就睡在楼上那张靠窗的板床上。
当时，陈独秀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所住的老渔阳里与民厚南里相隔并不太远。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前往老渔阳里的《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探讨革命问题。
毛泽东与陈独秀前后谈过很多次。陈独秀年长一些，向毛泽东介绍了世界上的一些情况，谈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一些理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论信仰的那些话，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写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之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
1959年5月26日，这里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位于静安区安义路的毛泽东旧居修缮后开门迎客。
三曾里：中央领导机构所在地
从民厚里离开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短暂停留。1923年，毛泽东第8次来到上海，长住了一段时间。
这年7月，闸北三曾里内搬进了三户新住客。这三家人操着不同口音，对外以“王家兄弟”称呼。他们同住在一处，还在门口挂起了一块牌子“关捐行”。这栋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早已毁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很多人不会想到，这里当年曾经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东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然而，广州作为国民党政治中心所在地，共产党在这里既缺乏开展革命活动的根基，又缺乏隐蔽的工作环境，把中央机关放在广州有诸多不便。很快，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
党中央委托王荷波到上海来寻找合适的地点，找到闸北。闸北有一个火车站，交通比较好，又靠近租界，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往租界里面跑比较方便。
经过一番考察，王荷波以私人名义，租下了三曾里3号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这幢房子，上海话称“两楼两底”，楼上楼下共八九个房间。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共十几口人曾居住在这里。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专门辟出一章，回忆当年在三曾里的生活：“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
三曾里3号的户主是向警予。大家对外称一家人，以开“关捐行”作为职业掩护，具体讲就是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报税。在三曾里3号，毛泽东一家与蔡和森一家住在楼下，罗章龙住在楼上。
中央局机关迁至闸北三曾里后，上海的国共合作迅速展开。在三曾里，毛泽东一面做着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承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小沙渡、杨树浦、吴淞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开设平民学校、工人夜校，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杨开慧来沪后也常到小沙渡工人夜校给工人上课。一时间，三曾里3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革命事业的领导中心。在三曾里居住的时候，他们也有着严明的纪律，比方说不能随便到外面去吃饭、看电影、逛街，也不能随便让人进来。大家都有口头的约定，并且共同遵守。比如杨开慧家乡来人，杨开慧就直接到火车站，买好火车票让他回去，门也不让进。从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三曾里3号一直是中共中央局机关。严格的纪律，让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直到搬离也没有暴露。
甲秀里：毛泽东在沪居住最久之地
1924年6月，毛泽东从三曾里搬入甲秀里，这里距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不远，交通更为方便。
这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与毛泽东会合，住进了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现茂名北路120弄7号)。
毛泽东这次来到上海，主要是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承担党务工作、黄埔军校招生以及平民教育工作。此外，毛泽东还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负责协助陈独秀同志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
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甲秀里一住就是半年。这半年里，毛泽东为此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6个月也是杨开慧和孩子们陪伴毛泽东时间最长的一次。家人的到来，给毛泽东繁忙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与在三曾里时一样，甲秀里这幢小小的二层楼里不仅住着毛泽东一家，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蔡和森夫妇住楼上。楼下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室兼书房，后厢房是杨开慧母亲房间，客堂则是一家人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住在甲秀里期间，毛泽东每日忙于诸多事务。杨开慧除料理家务、帮毛泽东整理文稿外，还去工人夜校讲课，从事工运和妇女工作。在邻居们的眼里，这栋楼里的年轻人们每天早出晚归，他们的真实身份却鲜为人知。
那时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上海、观察中国，既跟共产党打交道，也跟国民党打交道，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
因为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与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1924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1925年，毛泽东离开了甲秀里，但革命的激流仍然在这些石库门内，在这些狭窄的弄堂中穿梭。
2018年1月2日，茂名北路120弄7号的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历经两年修缮，重新对公众开放。
淞沪铁路边的石库门：中共四大在这里召开
1925年的1月11号至22号，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在上海虹口淞沪铁路边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静悄悄地召开了。这里靠近铁路，交通方便，但地处一条小路上，离附近繁华的商业街四川北路尚有一段距离，前来开会的外地代表需要工作人员带路才能找到。
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在国民革命运动、工农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租界当局的警惕。再要在租界里开这个会议，就显得有点不安全。所以，当时选择四大会址的工作人员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不能选在租界里，也不能到北洋军阀控制的华界来。
最终，四大会址选择在四川北路附近、淞沪铁路边的一栋石库门里。这里既不是名义上的租界，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界，而是越界筑路区，以今天的四川北路为主轴，由两边几十条支马路组合起来的路网。
越界筑路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半租界。名义上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管，但它在马路上的治理权、管理权，都是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管理的。两头管，就形成了一个缝隙效应，也为革命活动和进步势力的生存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今天，在四川北路越界筑路区这二平方公里多的区域内，就有50多处中共早期的重要机关所在地、历史事件发生地和重要人物居住地。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空间，为红色文化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作了准备。
四大召开前后，上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四大结束仅仅几个月后，五卅惨案爆发，引燃了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怒火。从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的春天，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举获得了成功。几乎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大部地区。
成裕里：《共产党宣言》首次印刷地
又新印刷所旧址原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这是一幢旧式石库门式里弄住宅，楼高二层，为砖木结构。
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租下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建立一个小型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把印刷所命名为“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的1000本很快售罄。这本书封面上是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最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由于疏漏，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再版，错印的书名纠正为《共产党宣言》，印制的1000册，也依然销售一空。借着《共产党宣言》的火爆销售，又新印刷所又印刷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革命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作出贡献。成裕里现已拆迁改造，旧址现原地原状保护。
成都北路897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简称“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原址在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c(后成都北路897弄)，是幢沿街的两层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书记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为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创办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指导工人运动的组织，主任张国焘，干事有包惠僧、李启汉等。书记部及所属各分部在工人中广泛开展了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上海烟草业工人罢工、纺织业工人大罢工、邮务工人罢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等，都是在书记部的领导和支援下进行的。这里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的编辑部。《劳动周刊》为四开四版，每星期六出版，由张国焘任编辑主任。《劳动周刊》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影响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全国工运和教育工人群众的重要宣传阵地。周刊发行最多时为5000份，共印行约16.5万份。
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机关刊物《劳动周刊》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192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移交给筹备委员会。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书记部”。
1993年，由于南北高架工程建设，旧址移除。1999年9月，按原貌在成都北路893弄7号重建，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对社会开放。
经远里：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新闸路613弄12号(原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是一幢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1928至1929年，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也是彭湃烈士在沪的革命活动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多次遭到敌人破坏，省委负责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陈乔年等先后牺牲。为了加强对江苏省委的领导，1929年2月，中央决定派彭湃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办公地点就设在中央军委机关的所在地。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在经远里1015号参加军委会议。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彭湃和正在一起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和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同时被捕。彭湃等的身份经叛徒指认而暴露，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反动派的罪行。28日，彭湃等被押解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旧址在狱中，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教育狱卒，鼓励难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农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彭湃与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中央设法营救其他同志，并嘱咐自己的妻子要“为党努力”。8月30日，彭湃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