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星火燃起的地方——纪念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00周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多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作了准备，使它在一年之后应运而生。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一卷刊名为《青年杂志》）在沪问世，系十六开本，每月出版一期，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他此时寓居上海白尔路吉益里（后为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问世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1916年冬，陈独秀去北京，准备找朋友为出版工作筹集资金。不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希望将《新青年》移到北京出版。于是，陈独秀接受邀请，《新青年》编辑部在1917年初北迁；至11月，李大钊也到校，翌年初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时年三十八岁，李大钊时年二十九岁，两人早先在日本就相识，他们频繁接触。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对编辑方针和编务作重大调整，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分期轮流编辑。运用《新青年》这个重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为迎接“德先生”（英语“democracy”译音）和“赛先生”（英语“science”译音）的到来，“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按：即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于北京的《每周评论》在“名著”栏目登载署名“舍”（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关于纲领的一段，其中说：“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并加按语曰“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此前，李大钊在该刊发表了《新纪元》，指出：“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的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为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此后，陈独秀在该刊发表了《纲常名教》，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这可视为他们共同思考建党问题之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国举行“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因民众的压力，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被日本所夺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遭拒后竟妥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五四运动爆发。接着，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或游行示威，上海和各重要城市商界还举行罢市，从而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中心移到上海。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还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揭露和剖析山东问题的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李大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论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至此，在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下，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阶段。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经李大钊等奔走，各地报刊纷纷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全国引起震动。随着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北洋政府灰头土脸，欲置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于死地而后快，但因各方面的有力声援和营救，不得不在9月16日将陈独秀具保开释。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新诗《欢迎独秀出狱》：“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动下，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都在其列，他们后均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主要成员。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连续作了《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等五次演讲，湖北军阀当局对他的言论大为惊骇，强令停止。陈独秀对赶来见面的包惠僧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待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2月7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回北京；京师警察厅接到北洋政府密令，欲再次对他进行逮捕。李大钊获悉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廊坊转道天津，让他乘船去申城。李大钊雇了一辆带篷骡车，沿途住宿等皆由他出面办理，以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那带篷骡车南行百余公里，费时两天，他们边赶路边谈话，遂有更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并一起酝酿筹建党组织，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此后，他们为建党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
红色先驱会聚申城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已分布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群，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因该行本部初设于天津，遂选天津古地名统称它为“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后被隔断），靠近环龙路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八幢；靠近霞飞路的一段建于1915年，是新渔阳里，通常经称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三十三幢。这里很适合设秘密机关：由于属上海法租界迟开发的僻静地段，房屋租金比东部旧城区、西部西式住宅区要低不少；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巡捕人手不足，无法对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作为石库门里弄，弄堂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遇紧急情况从二楼晒台翻越到隔壁也挺容易。因而，在1915年10月，革命党人陈其美曾设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于环龙路老渔阳里5号（今南昌路100弄5号）；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曾设会所于霞飞路渔阳里14号（今淮海中路567弄14号）。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抵达申城，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处暂住一段时间；4月上半月，搬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许德珩的《我和陈独秀》回忆：“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陈独秀化装成商人模样逃出北京，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李大钊还发函托他“在上海帮助陈独秀找所房子”，很快便“找到了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称为“柏公馆”），它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十分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进门是个大天井，后面还有一个小天井。陈独秀把楼上作为卧室，还安排一间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缉部。
1920年3月，李大钊等发起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初，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和两位助手抵达北京，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旅俄华侨）随行。维经斯基是来华的第一位“红色使者”，他年仅二十七岁，英文讲得流利，主要任务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威等介绍，李大钊与维经斯基会面，共同讨论了建党问题，并举行座谈会、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参加。罗章龙的《椿园载记》回忆：“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
1920年4月下旬，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和经验，还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接着，由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等，在《新青年》编辑部或《星期评论》编辑部进行多次座谈。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说：“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按：即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刊物、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袁振英的回忆》说：“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在《新青年》编辑部“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维经斯基的积极工作，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筹建。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开展学习和研究，筹划建立党组织的工作。陈望道的《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大家住得很进（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据考，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还有施存统、陈公培、俞秀松、杨明斋、沈玄庐、沈仲九等。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由北京来到上海，逗留两月余，寓居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在沪期间，毛泽东多次赴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会面，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陕北接受采访时曾对他说：“到一九二〇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此时，杨明斋出面租下了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里原为戴季陶住宅，它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楼下客厅设八扇木制花格落地长窗，前楼窗台下装活络木栅，并外置铜质雕花栏杆；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它成为开展建党工作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当年，维经斯基起初下榻于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内的大东旅社（今南京东路635号），后入住霞飞路716号（今地铁十三号线淮海中路站一号口西侧，原建筑已不存）。维经斯基开展活动时，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为公开身份。《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曾设于今塘沽路、长治路交汇处）由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谢麦施科等创办，1919年在沪问世。1920年初，该报获苏俄资助，从周报改为日报（1922年底停刊）；5月，在报馆内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机关，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它主要是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1920年6月，维经斯基在一封信中记述自己来华履职情况，“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社’（按：应指《新青年》编辑部）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8月17日，他又致函新设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告知已在沪建立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并请求把工作经费汇至“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维经斯基负责的革命局（也称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下设出版处、情报鼓动处、组织处。
“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筹建期间，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毅然投身到劳动界，启发工人群众争取应有权益。
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其中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他的这番慷慨陈词，引得阵阵热烈掌声。《申报》于翌日进行报道时摘录了演讲内容。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建立党组织；同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施存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回忆：“一九二〇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按：应是丁宝林，又名丁崇侠，曾参与《星期评论》编辑部活动），在陈独秀家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因俞秀松于同年6月18日赴杭州，所以会议肯定是在此前举行的。同年7月20日，《俞秀松日记》提及“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这表明党组织刚筹建时曾暂称“社会共产党”。
1920年8月，党组织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张申府在1979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始创建……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按：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他在1982年3月接受采访时又说：“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在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1920年8月初和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陈独秀的信，告知党已经成立了，叫我们在北方发展党员。关于党的名称，他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告诉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8月中下旬从北京发出的，我9月16日到上海去接英国的罗素时，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收到你们的信后，就按照守常和你的意见，改称共产党了。’”很巧合的是，在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确定“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陆续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的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杨明斋、李达、陈望道、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李启汉、李中、袁振英、刘伯垂、李季、董亦湘、沈玄庐、周佛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工作，推动和指导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
当年，共产主义先驱们常匆匆往来于新老渔阳里之间，那条连接两边的弄堂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出现了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党组织的第一所外语学校，内有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份党刊、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第一份起名《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并登载建党时期第一篇深入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献）、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并校勘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培养了第一位工人党员、发起了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也对第一次有组织和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建立第一个红色印刷所、建立第一个工人学校、建立第一个综合性红色出版机构、推进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作过部署。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造的一系列“党史之最”，使这里成为中国的“红色源头”。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精心筹备中共一大期间，老渔阳里2号成为会议筹备联络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石库门里弄时名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所在石库门里弄时名辅德里，一“树”一“辅”，两次代表大会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新老渔阳里产生了“渔阳里精神”。它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使红色基因充满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