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化界的抗战呼号
2020年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爆发9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在中国的14年抗战中，左翼文化界是抗战舆论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左翼文化团体，揭露真相，抨击侵略，伸张正义，唤起民众，宣传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抗战舆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起来！中国的大众！”九一八后的抗战呼号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无不震惊和愤怒，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抗战宣言，义勇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在这浪潮中，左翼文化界是一支中坚力量。中共中央文委和文总及其核心团队左联领导了整个左翼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26日，左翼文化界以上海抗日救国会名义发动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左翼文化团体和市民5000多人到会，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28日，鲁迅、冯雪峰主编的左联机关刊《文学导报》1卷5期刊登左联《告国际无产阶级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瞿秋白发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茅盾发表《“黄人之血”及其他》，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同日，左翼刊物《文艺新闻》在头版头条发表代表言论：《起来！中国的大众！》，二版在通栏标题《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下，刊登《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发表了鲁迅、夏丏尊、陈望道、郑伯奇、周予同、胡愈之、郁达夫、叶圣陶等多人的采访记，指出：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而国民党当局竟然要求“忍耐”“镇静”，这是要把民众的生命完全交给侵略者去践踏，呼吁唤起民众，反抗侵略。
10月5日，《文艺新闻》刊发报道《左翼文化界抗日反帝大行进》，报道了抗战专刊《起来》三日刊，有左翼剧联《剧联致世界的宣言》，有美联发表宣言号召民众反日行动，新闻界联名发表的《向中国新闻界紧急请求》等消息，呼吁联合抗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通过《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书，猛烈抨击日本强占我东三省侵略行径，号召左翼作家开展抗战文艺创作。同时，“文总”创办了《九·一八》周刊，由左联、社联、剧联等团体供稿，第二期起改名《公道》，后又改名《中国与世界》，集中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引导抗日舆论。与此同时，左翼文化界发挥文艺创作舆论优势，用文艺创作宣传抗日，激励抗日。9月28日瞿秋白率先发表了通俗说唱词《东洋人出兵》，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后来左联和美术研究会还把它改编为连环画，在民间广泛传播。10月10日，江苏南汇县在惠南镇举行游艺会，首次演出陈鲤庭创作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抗战文艺演出中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目。10月左翼剧联举行联合公演，声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10月到11月，鲁迅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毁灭》、鲁迅编辑、曹靖华翻译的《铁流》相继出版，寓意抗日队伍艰苦卓绝抗战精神必将战胜侵略者。在鲁迅指导下的左翼美术界新兴版画运动以抗日为主题，也开展得蓬蓬勃勃。全国一大批左翼书刊和文艺作品如潮涌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上海各抗日文艺团体举行反日联合大公演，演出《血衣》《活路》《工场夜景》《决心》《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抗日剧目，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同时，鲁迅发表著名杂文《“友邦惊诧”论》，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行径和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次年1月又上演爱国话剧《怒吼吧，中国！》。
1931年12月6日，左联、社联等54个社会团体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出版《反日民众》三日刊。13日举行市民大会，500个团体到会代表5000余人，通过反对锦州设立所谓“中立区”和天津“共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对日宣战、否认“国联”决议案等决议。12月19日，左翼文化界发起组织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通过七条纲领，决定“团结全国文化界，作反帝抗日此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反帝组织。”1931年12月17日，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到南京总统府情愿，被当局武力弹压，造成上海文生氏英文专门学校学生杨同恒被害，多人受伤。次年1月10日，上海市民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进行追悼和抗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租界示威游行。1月17日，左翼文化界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再次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抗日大会，到会群众达两万多人。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等左翼文化组织代表冒着被捕的危险，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投入抗日斗争。尽管当局强势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打压抗日舆论，但在左翼文化界的推动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高举义旗，从一·二八到远东反战大会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进攻中国军队，轰炸居民区和文化设施，大片居民区被夷为平地，造成平民死伤无数，全国人民群情激昂。左翼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月29日《生活》周刊增刊《紧急临时增刊》，号召市民做义勇军的后盾。2月3日《文艺新闻》增出战时特刊《烽火》日刊，逐日报道战况和抗日动态。同日，左翼文化界鲁迅、茅盾领衔，43人签名，发出《告世界书》，宣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帝反日”，7日，鲁迅、茅盾等129人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8日，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成立。在此期间，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分活跃。
为了有效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党领导的左翼文总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为坚持反日战争到底，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红军，通电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通电，领导、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文总主导下，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文化组织签订合同，展开竞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左翼文化界参与组织义勇军，奔赴前线慰问，撰写前线见闻，鼓舞士气。文化界的抗日书报刊、艺术创作和演出层出不穷。尽管当局声嘶力竭叫喊“忍耐”“镇静”，并拼命打压抗日运动，但全国舆论媒体上却是铺天盖地的抗日舆论。比如南强书局编印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良友图书公司编印了《上海战事画刊》，现代书局出版了《上海战影》，昆仑书店编印了《反日帝国主义丛书》，中华书局编印了《东北研究丛书》，生活书店出版了《淞沪抗日画史》等书，戏剧界编演了《到前线去》《谁是朋友》《帝国主义狂想曲》《活路》等剧目；电影界摄制了《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上海战地写真》《十九路军血战史》《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上海浩劫记》《共赴国难》《还我河山》等影片，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左翼文化界就通过史沫特莱等国际人士，以及左联驻共产国际代表萧三，联络国际反战人士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以及各国左翼文化组织，声援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国反法西斯团体和左翼文化组织纷纷发表抗议书，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行径。随着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迎合国际法西斯的所谓调查作出对中国不利的调查报告和决议，并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左翼文化界联络国际反战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
1932年8月，反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略，反对瓜分中国。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采纳国际反对大同盟执行书记缪岑贝格建议，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1933年1月，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将派出国际著名左翼作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前往中国，拟在上海举行有中国、日本、朝鲜和菲律宾代表参加的反战大会。中国方面由宋庆龄领导组织筹委会。2月7日，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通电，欢迎世界反帝大同盟东别调查团来华。6月8日，中共中央致信各级组织，要求与国际反战组织协同作战。6月17日，欢迎巴比塞调查团各界联合会，18日，《中共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发布。7月28日，宋庆龄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同时各国代表纷纷来电表示支持大会举行。8月16日，鲁迅、胡愈之等105人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接着，中国左联等组织纷纷发表欢迎宣言。8月18日，由远东反战会议主席、英国工党议员马莱、法国《人道报》总编瓦扬·古久列、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马尔度和英国记者汉密尔顿和法国作家波比等组成的国际代表团抵沪，宋庆龄亲自到码头迎接。同日，鲁迅、茅盾、田汉发表《欢迎反战大会代表的宣言》。8月3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致电会议代表表示欢迎，并发表了对会议开幕的贺电。当时准备9月3日到5日举行大会。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怕得罪国际帝国主义，以种种理由阻挠，会议无法如期公开举行，经反复交涉，仍无果。9月30日，会议在上海沪东霍山路的一幢民宅秘密举行，到会代表共59人。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当时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这次会议，出任中国方面筹委会负责人的是宋庆龄，但实际上是由中国文总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具体负责筹备的。文总还发表了欢迎代表团宣言，动员全国各左翼组织参与营造氛围，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揭露、抨击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重大战役胜利。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3年秋，国民党在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推出了“文化剿匪”的政策，大肆围剿进步文化，滥杀无辜。中共中央被迫迁往苏区。“文化围剿”与反围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搏杀。左翼组织被破坏，左翼人士被捕杀，左翼书刊被查禁。但左翼文化界采用鲁迅说的“钻网术”，针锋相对攻破“文化围剿”的密网，粉碎了“文化围剿”的狂潮。左翼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抗日文化活动，是把抨击侵略与揭露当局不抵抗政策紧密结合，通过挖掘更加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揭露当局的政策与帝国主义的相关性，揭示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中国人民悲惨命运。
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抗日作品，是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其背景是当时左翼文化界进入并主导了电影创作，先后拍摄了一大批左翼电影。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通股份公司，先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其实都折射出日本侵略下的中国社会惨状。尤其是《风云儿女》，是直接以1933年的长城抗战为背景的影片，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唱响，立即在全国广为传唱，后来还传到国际上，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勇气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激情。还有《救中国》《卖报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打回老家去》《自卫歌》《一·二八纪念歌》等抗日救亡歌曲，也都广为传唱。在电影方面，明星影片公司的《时代的儿女》《同仇》《热血忠魂》《乡愁》等，联华影业公司的《大路》，艺华影片公司的《逃亡》，戏剧界的《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而左翼美术界在鲁迅的指导下，新兴版画运动日渐高涨，到1935年举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先后在北平、天津、暨南、汉口、太原、上海等地巡回展出，其中大量作品都是抗日救亡题材。在文学上，抗日救亡更是核心主题，例如鲁迅指导下创作、鲁迅编辑出版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都是抗日题材，特别是鲁迅倡导、左翼文学界的杂文创作，有如匕首与投枪，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8月，中共中央呼应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化界闻风而起。年底起，左翼文化团体陆续解散。左翼文化界率先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又陆续建立其他各界抗日救国会，最后建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宣称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下作卷土重来之计”，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证》，予以痛斥，同时对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表明鲜明态度，占据了舆论高地，引领了抗战舆论。此时期，文化围剿进一步加剧，大批进步青年被捕，最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文化围剿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但同时，左翼文化却空前发展，文艺创作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左翼文化界迅速组织了12支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演出，宣传抗日。大批左翼文化人奔赴前线、奔赴后方、以至奔赴延安，成为抗战文艺、延安文艺和大后方文艺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