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歌
音乐在战争中成长
新四军从军部到各部队，有战地服务团音乐组和音乐家，还有许许多多的词作者和音乐爱好者。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
任光，浙江省嵊县石匠家庭，17岁进入上海复旦大学，19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入里昂大学音乐系。28岁回国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30年代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录制左翼歌曲四五十首。同时，与聂耳合作，为左翼影片作曲、插曲、创作主题歌。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创作了不少抒情歌曲、救亡歌曲、民族器乐曲等。1941年1月13日下午，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终年41岁。
何士德，1910年11月生于广东省阳江县。21岁考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23岁加入意大利指挥家梅伯器指挥的万国合唱团；26岁受聘于上海美专音乐系教授；1937年年底到南昌参加新四军，创作了《抗战壕》等歌曲。1938年7月加入共产党，1942年冬调延安，当选“七大”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并全部捐献给志愿军。
贺绿汀，1903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农民家庭。中学时自学音乐基础知识。1924年10月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第一队赴华北作宣传。“皖南事变”后，在鲁艺苏北分院工作，1943年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章枚，1912年生于广东省佛山县一个基督教家庭。4岁迁居北京，18岁考入税务专门学校，热衷于文学和音乐。21岁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海关工作。23岁参加“中国音乐学会”任秘书，并投入新音乐运动的创作活动。1940年3月，经夏衍介绍参加新四军，任苏北鲁艺分院音乐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协主席、上海乐团合唱指挥等职。
孟波，1916年生于江苏省常州的一个工人家庭，八岁到上海当学徒。抗战爆发后，他被选为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常务干事。1940年春参加了新四军，任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1942年赴延安，任鲁艺音乐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广州、上海等市文化局局长、音协主席、中国音协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在艰苦的敌后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始终伴随着部队作战、根据地建设同步发展。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反映部队作战、根据地建设等敌后斗争生活的歌曲，并在军民中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歌咏活动，唱遍了大江南北，对鼓舞广大军民抗日斗志，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用新四军战歌、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因为，新四军音乐工作者在新四军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歌曲，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新四军战史的一部分。新四军歌曲，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发掘、去探索的一个丰富的宝藏。
战火中炽热的创作源泉
最令人难忘的是《新四军军歌》的诞生。
1939年3月上旬，军部召开报告会，欢迎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在报告会结束后，周恩来、陈毅都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统一前进步伐。4月初，副军长项英告诉何士德，陈毅写了一个《新四军军歌》初稿（新体诗《十年》），并委托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参与讨论修改，也请叶挺、项英参加讨论。不久，袁国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着手修改，然后交陈毅最后修改、定稿。
5月下旬，冯定把《新四军军歌》歌词交给音乐家何士德谱曲。经过何士德连续几天的努力，于5月底完稿。又经文化队排练，试唱、试听、修改，由袁国平审定批准，军部发出通知定为正式的《新四军军歌》，并发表在军政治部办的《抗敌报》上。《新四军军歌》发表后，从军部到连队，从机关到基层，都教唱得很起劲，《新四军军歌》迅速传唱开来。政工干部、政治指导员还用此作为教材教育战士，讲解我军历史，讲革命传统，讲作战方针任务。有一次，陈毅在联欢晚会上讲话，说歌词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了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东进，是新四军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方针。
1940年10月初，苏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指挥部队东进泰兴黄桥，一举歼灭韩顽主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陈毅心情十分愉快，即兴作了歌词《黄桥的新生》。歌词写好后，陈毅亲自跑到距司令部一里多路的战地服务团，将歌词交给宣传队副队长、音乐家章枚，请他谱曲。章枚深受感动地说：“司令员，你让交通员送来就是了，何劳你亲自送来呢！”陈毅风趣地说：“不！你是从大后方来的音乐家，陈毅不来不行啊！”章枚激情满怀，经过一个晚上的构思，就将曲子谱好。这首歌深刻地揭露了敌人是残害人民的罪人，歌颂了我军英勇无敌的战斗士气。这首歌受到部队和群众的喜爱，很快在部队、学校和黄桥地区人民群众中传唱开来。
创作要有灵感，真实的生活是灵感的源泉。
一天，章枚、李增援、王于耕、林琳上街吃早点。在一家烧饼店里边吃边聊，他们脑海里浮现出黄桥家家户户在保卫战中日夜不停地烘烤烧饼，又不顾枪林弹雨背着烧饼篓子支前的情景，他们感慨万分，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了顺口溜。这时章枚提议说：“刚才大家的顺口溜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编个黄桥烧饼歌，歌颂黄桥人民拥军支前的模范行动啦！”大家都说好，于是推定李增援执笔作词，章枚谱曲。《黄桥烧饼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带有民歌风格曲调。这首歌一出现，迅速传遍了黄桥前线地区。不久在苏中、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城乡中都可以听到“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嗨！……”的歌声。《黄桥烧饼歌》与《黄桥的新生》是姐妹歌曲，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诞生，在苏北根据地军民中传唱不衰。
当时，也有音乐家为毛泽东的诗词谱曲的，最流行的是《七律·长征》。如晓河于1943年在二师淮南根据地和洛辛于1946年5月谱曲，都先后在部队中传唱流行。
还有集体创作写歌词的，如1939年冬，新四军民运部的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在皖南中村集体创作《优待抗属歌》，由音乐家何士德谱曲。这首歌流行在皖南、皖北、江南、江北根据地，使群众很受教育和鼓舞。又如1940年，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根据青年工作集体创作《青年之歌》，由音乐家何士德谱曲。这首歌最初流行于华中、华东、华北一带，后来又流传到东北地区了。可见一首歌的传播能量有多大、影响有多广！还有就是集体改词的，如1944年由鲁天原词，集体改词后由邓耶编曲的《割麦歌》，反映江汉两岸人民群众丰收的景象，十分喜庆。
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十分重视文化工作，亲自领导机关干部参与歌曲的创作、讨论、修改的过程，还自己动手抓住战斗的间隙创作，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创作，这在人民军队中是一种可贵的、奇特的现象。领导者创作、集体创作，上下融合一同创作，这是一幅多么炽热的抗战画面。
澎湃起精神的力量
新四军的歌曲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用歌曲唤起民众，扬我军威，打击敌人，歌颂胜利，教育和鼓舞广大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团结奋斗。”
歌曲颂扬了新四军英勇奋斗的精神和光荣历史，表达了新四军是党指挥的铁军——永远听党的话。1939年7月创作的这首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唱遍了新四军，唱遍了华中，表达了铁军驰骋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战场，最后走向新中国。新四军的歌曲是真切的生活感受和音乐想象，富有激励性、战斗性，给人们一种向上前进的力量。1940年6月，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向新四军军部四周迫近，几乎形成了包围态势。《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何士德曲）就表现了新四军是工农的队伍，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谁敢向我们进攻，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灭亡！”1940年春流行于皖南、皖北、江南、江北的《渡长江》（赖少奇词、何士德曲）表达了“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决心。到年底，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前夕创作的《别了，皖南》（又名《新四军东进曲》，佚名词、任光曲）是一支雄壮的进行曲，“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歌声充满了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家任光也在“皖南事变”中光荣牺牲。1941年春，日军进行疯狂“大扫荡”，新四军一师一旅在叶飞指挥下一举粉碎了敌人八路“扫荡”，乘胜追击到泰兴城下。服务团团长方林连夜作词《粉碎敌人八路扫荡》，政治指导员吴彤谱曲，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1941年夏，当时日伪军还对我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和苏北解放区处于夹击之中。一首《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曲）以鼓舞士气，坚定胜利信心，表达了新四军儿女不怕牺牲，勇往向前的大无畏精神。后被电影《东进序曲》用作插曲。词作者许晴等人也在此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为了歌颂一次战斗、战役的胜利而创作的歌曲很多，如1940年春创作的《繁昌之战》（曲再之、吴蔷词，何士徳曲），曾流行于皖南、江南与江北。歌曲揭露了“无耻的日本强盗，陆海空军一齐进攻，五次大规模的侵犯，遭受了五次重大杀伤。”“发扬游击战争威力”，取得了“五次伟大的胜利，我们坚决地保卫了繁昌。”可笑的是，驻在距繁昌不远的南陵、宣城的国民党部队却龟缩在后面袖手旁观。新四军血战繁昌，保卫了他们的安全。他们反过来却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从中向我挑衅，蓄意制造摩擦。1941年6月，为纪念新四军先遣队首战卫岗告捷三周年之际，由沈西蒙作词、沈亚威作曲的《纪念卫岗处女战》，表达了新四军“背负着饥饿仇恨和坚定不拔的信念，冲向血腥的江南。”“卫岗，你是胜利的号角。”1942年春创作的歌颂靖泰战役歌曲（佚名词、陈火荧曲）歌词分三段：拔据点，杀顽寇；军民合力破坏公路、抓俘虏；打击了投降派，粉碎日寇冬季“大扫荡”，取得大胜利。表现了一师一旅叶飞部队能战能胜的英雄部队的精神面貌。此类歌曲还有许许多多，如沈琪生创作的《致徐州》（1938年秋，为抗日义勇宣传队而作）、《坚持苏鲁平原游击战》（1939年为南进支队而作）；1940年邓耶作词曲的《战洪山》；1943年4月底，张大鹏在浙东三北古窑浦为新四军三五支队攻克四明山心脏、浙东军事要地梁弄而创作的《攻克梁弄》；1944年4月，林晖创作的《宓家埭战斗歌》、佚名作词作曲创作的《钓鱼战歌》、林晖创作的《马家桥战斗》：1945年2月，黄苇作词曲的《血战顺河集》、4月创作的《三垛伏击战歌》、8月创作的《解放兴化城》等。
还有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心协力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歌曲。1939年4月，罗汉词、何士德曲写于皖南云岭的《反扫荡》，流行于长江南北新四军活动地区。1940年秋，林擒作词、孟波作曲的《反扫荡》，流行于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成为苏北盐城一带流行的民歌。1943年4月，苏中四分区反“清乡”开始，新四军全力投入宣传工作，新四军反“清乡”短枪队，民兵武装反“清乡”的事迹常在报刊、书籍上出现，反“清乡”的山歌，包括歌曲《清乡谣》等在军民中广为传唱。吴强词、陈大荧曲《反清乡胜利之歌》就是代表歌曲之一。林风作词、吕若曾作曲的《反蚕食》反映军民歼敌胜利的喜悦。
有许多歌曲对日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控诉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以激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人民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举行的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孟波、麦新满怀悲愤，在延安东路比较安静的地方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驳斥了蒋介石说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无耻谰言。这首歌脍炙人口，很快传唱开来。后来被电影《西安事变》《流亡大学》《血战台儿庄》等选为主题歌或插曲。毛中玉创作的《流浪者之歌》以一个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同胞自述，控诉日军残暴“撕碎我的家乡”。词曲写得悲愤缠绵，表达了对故乡的怀恋，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1940年在皖南新四军政治部由章枚作词曲的《怒吼吧，长江》在揭露日本侵略者血腥罪行的同时，号召人民起来坚决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歌词共九段，写了长江两岸的美丽富饶，写了日本侵略以后的凄凉景象，写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涛。
有的歌曲如周伯藩创作的《天上有个扫帚星》，就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歌曲。虽然他的部队与新四军同驻在苏北敌后，但他压迫人民，制造了许多摩擦事件。这首歌曾在苏北人民中广为传唱。还有周继群作词、晓河作曲的《这是什么“统帅”》，张思凯作词、刘凤锦作曲的《如今也有吴三桂》，东峰创作的《打倒蒋介石大翻身》；邓耶创作的《谁是乌龟大王八》、家骅记谱的《打倒汉奸汪精卫》，虽是同一首歌，却是两个标题，歌词和曲调均略有差异，可见人民群众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
有的歌曲欢呼了新四军的胜利，充满了对敌人的藐视和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如涂克于1940年12月创作的《胜利而归》说：“同志们，看我们多勇猛；同志们，看敌人多狼狈，我们的猛打猛冲猛追，敌人被我们全击溃。同志们，我们要多捉俘虏呀，我们要多缴枪呀，我们胜利而归。”1944年佚名创作了《胜利了归》，两首歌时间虽相隔四年，却有同工之妙。1941年，由许平作词、黄粲作曲的《金牛山上打胜仗》，表达了新四军在金牛山上布下了天罗地网，杀鬼子、抓俘虏，新四军是抗战的好榜样。1941年在一师部队流行的《打个胜仗哈哈哈》，沈西蒙作词、沈亚威作曲，词曲都十分诙谐、风趣，生动活泼地表现了军民一同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1943年夏，由吴强作词、陈大荧作曲的《反清乡胜利之歌》在苏中地区广为传唱。
用唱歌来抒发豪情，鼓舞士气，是军队中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反映新四军指战员军旅生活的歌曲，在音乐创作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晓河创作的《罗炳辉射击手》，热情歌颂了战士们刻苦训练、勇敢杀敌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曲调跳跃、欢快、流畅，表扬了罗炳辉是神枪手，是全军练兵的好榜样。由陈明作词、管荫深作曲的《练兵歌》，由刘凤锦作词编曲的《练兵小调》，表现了练兵要下苦功夫，学好四大技术，才有一套好本领。晓河创作的《整训歌》、景成创作的《我们是先念投弹手》，都是号召指战员们提高军事技能，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战士们很喜爱。还有《利用地形地物歌》（何原词、洛辛曲）、《埋地雷》（张丰词、章枚曲）、《擦枪歌》（吕冈之词、张天虹曲）、《夜行军》（集体创作），都是教育战士在练兵过程中保护自己，多杀敌人的注意事项。引导战士学习军事技术的《学习军事歌》（黄苇词曲）、学习条令规定的《射击军纪歌》（司徒扬词、章枚曲）、学习辩证法的《斗争与学习》（佚名词、章枚曲），表达了指战员们要刻苦学习军事指示，苦练杀敌本领，才能做一个“世界青年的榜样”“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
新四军战士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仍然战斗不止，他们用唱歌和创作歌曲来表达对敌人的愤怒和反抗。1940年冬，钟袁平在皖南屯溪参加皖南政工队任副队长时，因组织青年宣传抗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监狱。“皖南事变”发生后，又被从屯溪押到上饶集中营，同新四军战士关在一起。钟袁平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早晚集合点名要唱歌的机会与敌人作斗争，指挥大家唱《打倒汪精卫》《红缨枪》等歌曲。诗人、画家赖少其写出歌词《月夜》，钟袁平谱了曲。曲调委婉、深沉，抒情中有坚毅，歌曲受到难友们的喜爱。不久，钟袁平被敌人活埋在茅家岭监狱外的雷公山麓。
抗战期间，许多年少志高的少年参加了革命队伍。1937年4月，中共女党员关露为电影《十字街头》写主题歌。她一气呵成地写出《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贺绿汀谱曲。这首歌旋律活泼、明快，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众口传唱，家喻户晓、经久不衰。张锐十六七岁时，为苏联女诗人奥利加·别尔戈利茨的诗《寄母亲》谱曲。这首歌虽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但在部队中流传很广很久。1942年，作曲家吕其明12岁时，就组织了小歌唱队，演唱了他自己根据军号曲调写的四部合唱《向前进》。1945年15岁的吕其明参加了共产党。1941年，13岁的何仿参加了新四军。次年，他跟随淮南大众剧团学艺，同时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术。有一次，剧团在六合县八百桥镇金牛山时，因听说一位艺人有一肚子的歌，他主动去采访，听艺人唱《鲜花调》。何被这首悠扬婉转动听的《鲜花调》打动了，他花了大半天时间，用简谱记录下这首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何仿将《鲜花调》多次修改整理，成为世人皆知、人人喜爱的江苏民歌《茉莉花》。
唱出人民的生活和心声
唱歌，“不只是唱声，更重要的是唱情。”
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事业，为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史白作词、沈亚威作曲的《别处哪儿有》，把解放区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以及解放区人民的自豪感高度概括地表现出来。这首歌在苏北、苏中地区广为流行传唱。1940年，江星作词、许以倩作曲的《我们要爱护苏北》，表达了新四军“爱护苏北像自己的父母，民众是我们的朋友，苏北是我们的堡垒，誓不让敌寇汉奸横行在这平原上。”
根据地的民拥军、军爱民的事迹遍地开花，表现这种军民相拥相爱的歌曲，各地都有。1941年流行于淮南根据地的晓河作词曲的《劳军小唱》，1942年冬夏侯魁作词曲的《做军鞋》，1945年夏挺军作词、刘亚作曲并发表在苏北盐阜报上的《送鞋歌》，还有1944年由佚名作词、陈明作曲的《拥军歌》，罗旭词、亚威曲的《摇纱歌》，1943年张泽易作词、刘鹏作曲的《拥政爱民》，1944年黄苇作词作曲的《拥政爱民小调》，姜旭词、亚威曲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都在根据地十分流行，充分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意。
还有贺绿汀作词曲的《我的爸爸》，杨树作词、黄苇作曲的《莫牵挂》，邓耶作词曲的《送郎去当新四军》，闫达作词、龙飞作曲的《送郎谣》，表现了儿子赞美爸爸、妻子鼓励丈夫参军杀敌立功；还有江星作词、黄苇作曲的《大家一齐干》，号召“穷户人、种田人、田老板、做工人，资本家，抗日救国是大家事，要靠大家一齐干。”
根据地的少年英雄事迹也十分感人，人小志大，只要关系到抗日的事，少年儿童都争先恐后，个个不肯落后，事事不肯落下。抒写抗日小英雄的歌曲也十分丰富、有趣、幽默、活泼。范政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满天星》表现了“小英雄，有本领，戴着月，披着星，黑夜里摸到敌营里”，像战士一样机智、勇猛地冲锋杀敌。1940年4月，在皖南军部，由章枚作词曲的《新儿童》表达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向前，在炮火中成长的有担当的小英雄本色。鲁美作词、星南作曲的《儿童进行曲》共分四段，表达了儿童是“新社会的柱石”“要劳动创造一切”“努力加紧学习，准备好我们的本领”“做一个革命的先锋，要打破黑暗走向光明”的坚定信念和坚强的决心。1941年6月，沈亚威为新四军一师文工团少年队创作的《我是小小艺术家》，抒写抗日小英雄们“能动笔杆能动枪”“汉奸鬼子都能打”“歌唱演戏顶呱呱”的威武无比的抗日小英雄形象。1942年，在新四军三师鲁艺工作团，由张拓作词、陈明作曲的《儿童武器歌》，表现了小英雄们用“小木棍”“小麻绳”来盘查放哨，活捉汉奸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1943年年底李梅词、李智曲的《好儿童》，曲调活泼有力，朗朗上口，很受人们的喜欢。邓耶创作的《梦》，表现了少年儿童对侵略者的痛恨与蔑视，“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个；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扪耳朵。”
根据地军民生产活动在歌曲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手中有粮，打仗有力量。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反映开荒、生产、防灾的歌曲很多，曲调生动、活泼，常常从民歌、民谣中引申转化而来的。1942年春，佚名作词、黄苇作曲的《垦荒》，表达了“男女老少一齐上，开荒种地生产粮”“军民合作力量强，战胜国难齐心打东洋”，反映了军民同心协力生产、抗战两不误的情景。这首歌在盐阜地区广为流传。1942年3月，淮北苏皖边区区党委号召军队开荒生产自给，苏理作词、琳琳作曲的《开荒去》就表现了军队立即行动的“六十万亩田地大家干”“革命军人下田场，喜呀气洋洋忙哇开荒”的情景。1943年，陈大荧创作的《开荒生产》，庄福祥作词、沈坚作曲的《开荒生产歌》，就是响应中共中央要大搞生产，军民同心生产“荒地变肥田”的行动。同时，何捷明创作的《开荒歌》具有田野风味和“开完荒地大家好”“黄金都在土里藏”的心情。开荒、生产粮食打鬼子，也是为防备灾害，如1945年宙荒作词、洛辛作曲的《生产备荒》和张蹯作词、洛辛作曲的《防备早荒》。
新四军的歌广为传唱
新四军的音乐工作者在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主要作品是声乐作品。无论从军部到各部队，都有许多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由一件事、一次战斗而激发创作灵感，一人或几个人合作，讨论修改后由一人执笔成文，再交音乐工作者谱曲。这样歌曲产生快、效果明显，如黄桥战役后诞生的《黄桥的新生》《黄桥烧饼歌》等。有为了纪念而写的歌曲，如纪念学校写的校歌《新四军一师卫生学校校歌》《新四军二师卫生学校校歌》《铜城小学校歌》《凤湖中学校歌》等，也有为了纪念一会一剧团写的，如《淮南路东第一届青年运动会会歌》《淮南大众剧团团歌》。
有为了应文艺团体演出而创作的多部合唱歌曲，如历史剧《甲申记》的插曲《庆元宵》《迎闯王》《征潼关》《圆圆曲》；为运河解放而创作的一个组合歌曲《运河上》《运河的哀怨》《谁与你报仇恨》《运河对口曲》《运河船夫曲》《运河青年歌》《前进！人民解放军》；为话剧《两肩仇恨》《新生之路》而创作的插曲《茂林血债》《新生之路》《劳苦人的歌》；为活报剧《凯歌》而写的插曲《生力军》，为《保卫丰衣足食》而写的插曲《保卫我们的丰衣足食》；为歌剧《乐园进行曲》而创作的主题曲《乐园进行曲》；为军民新春联欢所编写的民间歌舞中的插曲《荡湖船》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了军民相互之间的关系。
紧密配合中心任务的短小歌曲，是音乐创作的主要方向。如1936年，上海人民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却遭到国民党镇压，蒋介石还在报纸上说什么“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作辩解。麦新满怀悲愤，写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词，交孟波谱曲，驳斥了蒋介石的无耻谰言。又如，冬学运动开始，张惠春作词、黄苇作曲的《冬学好》，李端作词、孙健飞作曲的《冬学之歌》短小精干、朗朗上口，表现了“冬间无事，趁时学习莫迟疑”“识字金大门打开，男女老少一齐来”的热潮。再如，日伪军对根据地“扫荡”“清乡”开始，方林作词、吴彤作曲的《粉碎敌人八路扫荡》，表达了新四军“追到泰兴城下、黄桥边上，粉碎敌人八路扫荡”的胜利情景和心情。吴强作词、陈大荧作曲的《反清乡胜利之歌》，表现了“三百万军民”一条心，“就是一道攻不破的铁长城”。
在抗战期间，战斗十分频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要创作大型音乐作品，一是没有硬件，困难多；二是也不便于普及；三是大型乐器在文艺团体内也没有。在敌后的农村，连二胡、笛子之类的乐器都很难找到，就更谈不上手风琴、风琴、钢琴等西洋乐器和较大一点的中式乐器古筝和民族乐器了。即使音乐家们能创作出大型器乐作品，也没有演奏的乐器。当时，只能在表演话剧、歌剧、活报剧、历史剧、联欢节目时创作一些插曲、主题曲和多部合唱来配合。
新四军的音乐作品，不仅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广大军民中广为流传，而且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新四军的许多歌曲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确实体现了强大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