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型经济”专题议政常委会议综述：提升总部经济优势
“五型经济”，既是对当下上海的特征提炼，也是未来城市成长的热点。“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中，唯有“总部型经济”是以企业架构而非业务特征作为对经济形态的描述，非常适合作为量化观测指标。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市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71家。这一水平领先长三角其他城市，在国内也处于领先。但委员们认为，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对标新定位，上海的总部经济优势仍有待提升，集聚的全球要素资源仍待丰富。
民革市委认为，上海目前已经形成以陆家嘴、金桥、张江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总部密集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总部经济产业体系。但目前这些跨国公司总部主要局限于国内业务，缺乏国际竞争力。民革市委建议，尽快探索在自贸区推进离岸贸易相关金融和税收制度改革，促进资金结算便利化，为高资信企业提供更加简便快捷的离岸贸易收付汇政策。探索支持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提升离岸贸易业务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上海总部型经济的能级。
市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基础医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左伋注意到，吸引跨国企业在上海开设亚太区或大中华区总部以及外资研发中心，是目前上海发展总部型经济的重要甚至主要推手。“例如2020年12月底市商务委相关负责同志在介绍‘总部增能计划’相关表述中涉及的主要聚焦方向就是吸引跨国公司落‘沪’。”他认为，这一策略固然是基于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相对优势而确立。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导致了上海总部型经济维度相对单一的问题。
吸引外资企业来华，经验之一是让其享受“国民待遇”。反过来，对“国产总部”，是不是也可以享受“类跨国公司总部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亚太高级副总裁蒋颖的建议提供了一种思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与龙头，上海应在吸引民营经济的总部政策上再发力。她认为，上海在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议上海可进一步扩展总部经济的外延，并按照总部功能进一步细分总部类型，根据不同类型总部的差异化需求，制定多类型、多奖励方式的政策，灵活运用多种优惠政策和财政扶持计划。
市工商联建议，打造民企总部集聚区。在长三角示范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g60科创走廊等打造民企总部集聚区，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全国尤其是长三角知名民营企业总部落户，引导龙头企业建立产业园。参照华为模式，发挥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在产业链引领作用，促进民企总部在“五个新城”集聚优化。盘活国有资源，旧厂房推向市场，为民营企业成长提供空间和载体，降低商务成本，提高集聚度。
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建议着力实现总部经济的“双循环”。他注意到：目前落户上海的“总部”，以传统产业和行业居多，面向未来的产业和行业较少；对“总部”的吸纳，从观念和实际做法上来说，大多尚停留在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出让换取来华投资的竞争模式上；受制于上海地区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对高质量创新型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度相对削弱。
“上海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提升中心城区土地使用效率、引入市场化力量加快旧改进程、推动城市综合治理现代化，最终体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品质的持续提升，并吸引策源型、引领型人才的涌入，从源头拉动‘五型经济’发展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市政协委员，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上海区域本部首席执行官，上海万科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海引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更紧密更高连接度的街道会让人际交流、组织程度更高效，当街道密度或连通性提高10%，创新能力将提高0.05%-1%。他建议，拉开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容积率差异，依据经济区位价值确定容积率上限，通过部分地区用地容积率提升以及街道功能连续性的控制，带动内城紧凑型开发。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速，乡村的功能得到提升，具备承接总部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九三学社市委提出，要着力破解各类政策瓶颈，特别要在土地权属、收购、使用权划转等难点上实现点位突破，确保乡村振兴专项土地指标有一部分能落实到镇村，加快推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操作细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鼓励总部企业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建设。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打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市政协委员，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其昌建议，结合科技与制度建设，创造性推进信用建设迈上新台阶，形成创造性开展专项治理、推进信用惠民、推动信用监管、运用红黑名单、实施联合奖惩、探索信用评价、开展信用修复的“上海方案”，提升上海信用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吸引高级经济形态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