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二十八次常委会议委员建言摘编
编者按
6月29日，市政协举行十三届二十八次常委会议，围绕“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推进落实情况”专题监督议政。会上，严军常委代表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作主旨发言，从平战结合的角度，在资源常态配置和应急调配、常态管理和应急指挥、常态科研和应急科研、常规人才和应急人才等方面衔接上查找问题，就强化资源储备、强化联防联控、强化科研投入、强化投入激励等提出意见建议。陈臻、刘幸偕、张怀琼、张伟滨、胡光、马驰、尧金仁、卢慧文、骆新等市政协常委围绕加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加强统一应急管理系统建设、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法治保障等建言。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吴凡应邀就全面提升疾控现代化能力发言。本报特辑选委员发言，以飨读者。
注重应急防控与常态治理相结合，强化公卫体系建设
严军（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2020年4月，上海出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设统一高效、响应迅速、科学精准、联防联控、多元参与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平战结合、专业化、复合型、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推动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准，使上海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安全城市之一。一年来，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一是法制得到完善。围绕《若干意见》，颁布了《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编制了包括《上海市公共卫生专项应急预案》在内的一整套预案，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等5项配套政策文件，为全面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体制有所优化。进入常态化防控之后，市区两级政府在原有防控体制基础上，统筹布局，强化了传染病监测预警、病原检测、应急救治三张网络，全面提升了传染病监测、检测、诊治和协同处置能力，加强了“区域性医疗中心—区属发热门诊—社区发热哨点”为主体的传染病诊治网络。
三是机制更加顺畅。修订了突发公共卫生苗子事件报告响应标准，有效落地了快速响应机制；推动市、区、街镇、居村四级联动防控疫情，落实了群防群控机制；确定了长三角7项协同事项和5项工作机制,优化了协同防控机制；坚持“第一时间发现、核查、甄别、处置和追溯”，有效落地了精准防控机制。
四是能力持续提升。启动了一批基础工程建设项目；加强了医院感染病科建设、发热门诊和发热哨点标准化建设；加大了公共卫生学科人才引育培养力度等。
五是保障明显加强。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市区两级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做到了“统一指挥、专常兼备、上下联动、反应灵敏”。
调研发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上存在的不足包括：对照国际化大都市的应急要求，资源常态配置和应急调配的衔接仍有不足。对照快速高效联动的应急要求，常态管理和应急指挥的衔接仍有不足。对照科技赋能助力的应急要求，常态科研和应急科研的衔接仍有不足。对照专业化高水平的应急要求，常规人才和应急人才的衔接仍有不足。
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平战结合，在资源达到基本配置水平的前提下，加强关键资源储备、注重练兵协同、做好科研储备、做好人才储备，战时方能得心应手、井然有序、凸显作用。
一是强化资源储备，实现常态配置和应急调配的有效衔接。制定公共卫生资源地方配置标准，按照国际化大都市要求配置公共卫生资源，加强场地储备、物资储备和人员储备。在应急备灾救灾物资储备上，注重发挥机构、家庭的作用。在人员储备上，进一步扩大卫生应急“预备役”数量、专业和岗位，并将预备役延伸至社区。细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将医疗资源有效整合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来。综合力量强的三甲综合性公立医院，应当按照传染病病区标准，建设独立诊疗区域。支持部分实力强的公立医院在控制单体规模的基础上，适度建设发展多院区，以便发生重大疫情时迅速转换功能。在“五个新城”中加强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打造公共卫生应急新标杆。
二是强化联防联控，实现常态管理和应急指挥的无缝衔接。结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要求，在市政府层面设置专门的公共卫生应急协调机构，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协同机制。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契机，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和信息交流沟通网络，推进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三是强化科研投入，实现常态研发和应急研发的顺畅衔接。赋予公共卫生应急协调机构指导调配公共卫生科研资源的权力，统筹整合公共卫生相关科研资源，做好相关的规划引导，特别是做好防控科研能力的储备工作。加大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药学的基础科研投入。领军人才、曙光学者、优秀学科带头人等人才项目向公卫学科领域倾斜。将公共卫生应急科研攻关项目纳入“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统筹部署和推进。
四是强化投入激励，做好常态队伍和应急人才的稳定衔接。探索建立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的科研劳务报酬制度。设立特殊岗位，赋予特殊待遇，留住高端人才。主要通过财政支持，进一步改善市疾控中心人员薪酬待遇，强化区级疾控中心的编制和待遇保障，吸引优秀人才投入公共卫生工作，塑造医疗机构人才向疾控机构流动、医疗机构临床医师积极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良好氛围。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
陈臻（市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前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疫情防控办的牵头协调下，全市各区、各部门聚焦重点环节，加强联防联控，严密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本市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目前，全球范围包括我周边部分国家疫情形势严峻，上海作为国际化口岸城市，入境航班占全国总数的4成以上，日均有20余架次、约3000人次入境，防范输入性风险的压力很大；同时，近期国内多个省市出现散发病例，疫情反弹风险始终存在。
去年10月以来，市公安局会同市住建委、市卫健委、市大数据中心和机场集团等单位，积极推进入境人员信息采集“一码到底”工作，依托市城运系统“医管隔离信息管理平台”，在口岸即完成入境人员“一人一码”制码，再通过工作人员人工扫码、核录信息的方式，完成入境人员从“国门”到“家门”闭环管理各环节的信息采集和状态更新，既实现了全流程可追溯，又避免重复采集，为一线工作人员减负增效。
信息采集是入境人员闭环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健康码”赋码转码、确诊病例流调追踪等工作的精准性。为确保采集信息的鲜活、准确，市公安局会同市大数据中心等单位制定了信息采集规范指引，明确了各环节需要核录的数据项和时限要求。建议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地区组（市民政局牵头）指导各区，进一步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确保新上岗人员熟练掌握信息采集操作要求；完善隔离点信息采集人员统筹调配、梯次增援机制，有效应对采集任务激增的情况。
制订预案有效应对公卫突发事件
刘幸偕（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高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该有一个权威性的指挥管理机制，依据作为综合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作为单行法的《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制订相应的“预案”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全面的指挥和协调，以有效发挥其“核心枢纽”作用。为此，我有三点建议：
一、公共卫生事件是国家应急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前以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为主体，以突发事件应对为导向，以行政力量管控为主要手段，这种传统的应急管理模式容易带来各类组织及部门之间衔接不畅、应急资源分布不均衡、社会组织参与度相对较低等问题。现在讨论疫情防控的新阶段，需要将相对“碎片化”的应急管理机制升级完善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公共卫生事件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公共卫生事件的全部。在现实情况下，疫情防控与地震海啸及化学品泄漏等一样，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它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而且是人类最大的公共事件，其危害性不可预估。因此，建议将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纳入国家或地方的应急管理统一体系，由应急指挥部按“非战争军事行动”统一指挥，实行专门管理、协调政策、资源保障，以强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协调配合机制，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常态治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建立平战结合的国家应急管理的“预备役”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具有综合性、多部门协同等特点。因此，要在以往由国家或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以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基础上，突破单灾种封闭管理的思维，向从应对简单突发事件到提升处理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转变。因此，疾控中心作为应急管理局的一个重要部门，应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业技术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组织者，起桥梁和纽带作用。其病毒实验室专做病毒等方面的专业研究（类似于基础科研部门），而检测实验室则作为“预备役”的储备体系，是可社会化分层级储备且可移动的后备力量。最关键的医疗单位则由卫健委分不同的专业分级诊疗管理。而物资储备等社会保障体系，也应按“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与平战结合的单位企业按“预备役”的方法分类分级分层次安排，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三、发扬红十字精神建立平战结合的“预备役”队伍。发扬红十字的人道主义精神，按人口比例建立一支由社会方方面面人士组成的“预备役”队伍，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服务人员等，按年龄及专业职业等分成不同的建制，定期开展集训和演练。他们平时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时按预案及通知分批到需要的岗位上报到，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参加人员，则给予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及荣誉奖励，包括评先争优及职称评审等。另外可二至三年一任定期轮换，几轮下来，可形成一支强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队伍。由于这些人经过基本的急救培训，在日常生活中还能进行应急救护，为社会造福。
全面提升疾控人才队伍建设能级
吴凡（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疾控人才队伍建设是其中的关键，医防融合是其中的难点。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全方位、多层次提升疾控队伍能级。针对当前本市疾控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结合未来发展需求，启动本市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与能力提升专项计划。首先，依托本市丰富的医学教育资源，开展上海市公共卫生医师定向培养工作，加大本市公共卫生人才供给。其次，加强医教研合作，建设若干个市级、国家级公共卫生医师规培基地和实训示范基地，围绕疾控5项核心能力提升，突出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再次，扩大本市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规模，同步推进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有机衔接。同时，在市疾控中心原有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基础上，依托复旦大学获批的教育部、国家卫健委“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开展多学科背景下的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最后，对疾控机构在职高级技术骨干，可建立高级人才学术休假制度，资助其在一定期限内赴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等进修或短期任职，提升学术水平，丰富岗位经历。
二、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疾控队伍建设保障力度。继续加强疾控机构人员薪酬保障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参照同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核定疾控机构薪酬，并形成动态增长机制。提高市疾控中心人员薪酬的财政保障比例，并结合新一轮疾控体系改革逐步过渡到财政全额保障。制定本市疾控高级人才引进政策，设立与之相配套的薪酬专项经费，确保疾控高级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参照科研机构制定本市疾控机构绩效外科研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疾控人员科研积极性。落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要求，“十四五”期间逐步补足本市疾控机构编制，并根据本市区域发展规划适当向人口导入、产业集聚区域倾斜。同时，考虑在市、区二级疾控中心增设公共卫生总师岗位和若干个主要专业领域首席专家岗位，使疾控岗位设置结构更科学合理。
三、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基本职责，进一步夯实疾病预防控制的前哨阵地。充分发挥疾控机构在公共卫生工作中的协调管理和核心纽带作用，厘清和落实医疗机构承担的各项公共卫生职责。明确医疗机构在疾病监测、报告、健康管理、临床预防和院内感染控制等方面的职责要求，以新发和突发传染病、不明原因传染病的发现和识别为重点，健全疾病实时监控、主动发现和安全预警的多点触发体系。建议市卫健委制定有关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任务清单，明确医疗机构应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责任务和疾控机构负责指导、督查的责任，完善疾控机构对医疗机构履行公共卫生职责的技术指导与评价机制，并建立对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补偿和激励机制。
完善本市公共卫生中医药服务体系
张怀琼（市政协常委、农工党界别召集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上海市委副主委）
中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家高度肯定。尽管中医药多次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病毒性疾病的救治中发挥了作用，但中西医并重机制仍存在问题。一是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或防控中第一时间或全程参与存在问题，二是在其他传染病防治中中西医协同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究其主要原因：第一，制度缺位。目前，在本市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等相关法规中，一是没有明确要求传染病防治中医药必须第一时间或全程参与，二是没有明确要求在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卫监等涉及传染病和其他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机构设置中医部门或配备中医专业人员。第二，平台缺位。中医药主要在中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部分综合性医院中医科配置，但是在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预防控制，以及监督管理等机构并没有中医药部门或专业人员。其次传染病等专科医疗机构中，也没有全部设立中医临床部门或配备中医药人员。第三，中医药自身能力建设缺位。长期以来由于中医药自身发展，以及中医药在疾病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传染病（疫病）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临床研究方面存在不足和短板。为此，建议如下：
一、完善地方性法规或规定。去年和今年市人大已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条例》和《上海市中医药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尽管提出了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和发挥作用的内容，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相关细则指引，包括机构人员配备和职责要求等。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对在疾控机构中医药部门的设置，突发新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药参与和发挥作用作出明确规定，提供制度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中医药服务体系。尽快在公共卫生体系中，包括在疾病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设置中医药部门，传染病医院设立中医科和一定数量的中医师，综合性医院感染科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中医师，或建立中西医协同制度，各类传染病救治方案都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原则，树立传染病防治中西医并重理念。
三、建立平战结合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中医药管理部门的协调与联动，确保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到卫生应急工作中；二是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队伍中，同步配置数量相当的中医药专家；三是建立常态化的中医紧急救援队，纳入本市紧急医学救援体系统一管理；四是做好督导督察确保中医药参与。
四、加强中医药救治能力建设。加强中医传染病（疫病）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吸收和利用现代技术、方法，挖掘和利用中医药宝库，开展相关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丰富完善中医药在各类新发突出传染病，以及其他传染病中预防、控制和干预的手段，夯实在传染病防治中中西医并重的基础。
加强感染学科建设，建立感染病专科医联体
张伟滨（市政协常委、民进界别召集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
调研发现，目前本市各级医院感染学科建设薄弱、感染专科医师欠缺等问题尤为凸现。我们在此提出建议：
一、市区两级医疗机构应加强感染学科建设。医院是发现传染病的第一场所，感染科又是面对传染病的“排头兵”。但我国大多数医院感染科被严重弱化。即使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医院感染科建设也十分薄弱，大多数三级医院都没有感染科的设置。由于平时医院感染科病员少、病种单一，在以效益为核心的现行评价体系下，感染科被边缘化。建议市区两级医疗机构把加强感染科建设纳入医院总体建设规划，建设“平时 应急”医疗体系，即独立的感染科病区以及部分可转化的弹性病房，实现“平战结合”。市级医院应设立独立的感染科，建立传染病隔离病房和隔离重症监护室，并在发热门诊、肠道门诊配置独立隔离诊室，满足公共卫生救治需求。同时，在规划建设之初，充分预测应急情况，预留可快速建成临时隔离病区的场地并做好水、电等管线接口预留及专用出入口预案，以应对突发重大疫情防控。区级医院应结合硬件和人员情况，设立感染科或在内科下设感染病亚专科，有条件的建立隔离病房，无条件的在发热门诊内建立隔离诊室。
二、加强感染病专科医师和相关重症救治医师的培养。感染病专科医师是感染科建设和传染病防控的基础。目前各级医疗机构普遍缺乏感染性疾病专科医师，国家、医院财政也缺少充足的经费保障，导致各级医院感染科医师缺乏重大疫情应急管理相关培训，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对疫情敏感性和处置能力较为薄弱。建议市区两级医院加强感染性疾病专科医师队伍建设，既要加强专科医师的储备和培养，又要加强应对重大疫情能力的培训，把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工作制度及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预防、诊断、治疗、职业暴露防护和处理、消毒隔离等内容的相关培训做到常态化、全员化。加强重症医学医师对传染病处理能力的培训。重症医学专业作为主要进行患者多器官功能评估与重疾诊治的学科，在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能迅速构建适合传染病重症患者的救治平台。市级医院还应组建、储备一支重症医学应急抗疫队伍，做到多学科参与，并按照应急需求模块化组合。对于这支队伍，在平时可定期到有公卫应急事件处理的核心单位进行“拉网式培训”，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三、建立感染病专科医联体。由于市区两级医院在财政投入、人才建设、硬件设施、患者人数上的差异，全部建立统一标准的感染科既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也很难实现。建议利用医联体模式，建立市、区两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识别和管理的联动机制，真正做好社区“哨点”和医院“大本营”的良好互动。根据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分类制订应急预案，设立应急处置领导组织，下设各专业处置小组，明确各专业组工作职责与范围，建立应急专业人员资料库，并实行计算机管理，根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保持通信畅通。一旦疫情突发，应急机制及时响应，立即启动预案，相应的专业人员迅速集中，归建相应专业组，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和指挥各专业组按预案有序、快速开展工作。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法治保障
胡光（市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主任）
《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本市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法律基石，需要深入解读，广泛宣传。《条例》于2020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凝聚和体现了本市在伟大抗疫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和智慧，其中涉及广大市民在疫情防控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更是需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解读，让《条例》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百姓心里。
例如，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市民关注并应给予广泛宣传：餐饮服务单位未向消费者提供公筷公勺服务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第83条）。个人饲养犬、猫等宠物的，应当依法履行宠物免疫接种义务（第18条）。获悉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或者疾控机构报告，或者通过12345市民热线报告（第36条）。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第47条）。对有隐瞒病史、疫情高风险地区旅行史或者居住史，逃避隔离治疗、医学观察、健康观察等行为的患者，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予财政补贴（第72条）。
以上这些规定对市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建议在公共电视节目和新媒体平台中投放对条例实施和应用中具体问题的解读。另外，建议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专门的灾害避险、疫情防控和生命救助的实操教育。
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中应当“防”字当先，其法治保障也应在“防”字上多下功夫。最近在欧洲杯赛场上发生的丹麦球员埃里克森被现场抢救复苏一事，全世界都很关注。这个突发事件中，aed心脏急救设备和训练有素的急救人员是挽救埃里克森生命的最大功臣，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在现在社会各方参与的公共卫生社会治理体系中，对于如何发挥好社区和家庭的作用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多积极的举措。建议防疫救助责任分类细化，部分下沉基层，尝试建立社区和家庭“生命救助包”制度，使家庭和社区在遭受疫情冲击的第一时间即可展开及时有效的自我救助。
本市应该培育疫情防控领域专业的社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和广大的志愿者在抗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存在志愿者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等问题。本市应该培育疫情防控领域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准入门槛和法律制度层面给予优惠和保障，并适度投入资源，培训一批疫情防控领域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者队伍，关键时刻可以成为本市疾控中心和医院系统的得力助手；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通志愿者招募、志愿者报名、志愿者组成、志愿者培训和志愿者任务之间的阻隔，这样在疫情防控领域可以真正做到平战结合，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公卫应急体制建立需要全社会参与
马驰（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疫情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大家普遍养成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一定要在全社会坚持。戴口罩大大减少了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传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统计，以往秋冬季呼吸道发病非常多，但2020年按照疾病谱分析，内科、感染科门诊量同比下降50%左右，其他科室与往年持平，戴口罩功莫大焉。
1910年，在我国东北一场控制鼠疫的战役中，一名中国医生发明了用棉纱制成的简易口罩：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简单易戴，价格低廉，可以很好地防止疫病传染。它的发明人就是当时清政府的防疫总医官伍连德，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伍氏口罩”。
千万不要小看一只小小的口罩，其生产过程大有学问，流通使用后的处置同样有学问。一般医用外科口罩，两面是纺粘无纺布，中间是熔喷无纺布，起过滤效果的主要部分是极细密且带静电的内层过滤布——熔喷无纺布，它的主要材质是高熔指聚丙烯，经过静电驻极处理达到所要求的过滤效率。中国是口罩生产大国，2019年中国大陆口罩生产量超过50亿只，最快的口罩生产线每秒能生产120只到150只口罩，但一个解析消毒的标准流程却需要7天至半个月。因为医用口罩需要用环氧乙烷灭菌，灭菌后，口罩上会有环氧乙烷残留，不但刺激呼吸道，还有致癌物。这样一来，就必须通过解析方法，使残留的环氧乙烷释放，达到安全标准。
有国外学者统计，现在全球每月使用口罩超过1290亿只，而一次性口罩含塑料成分，无法轻易生物降解，只会分裂成较小的塑料颗粒，即广泛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目前全球一次性口罩庞大的产量大致与塑料瓶的规模相当，但全球25%以上的塑料瓶得到了回收利用，而口罩的回收利用尚没有权威指导，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不恰当的处理方式。为此我建议：
管控口罩从生产到消费的全流程。生产部门要为全社会提供价廉质优的口罩，监管部门要守牢质量底线。同时，上海可以设置专用口罩垃圾箱，安全处置用过的口罩。
全社会要加强公共卫生宣传教育，积极倡导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使全社会形成良好、文明的卫生理念。
推动全社会达成共识：凡患有流感等通过飞沫传播疾病的人，外出必须戴口罩；进入医院等特殊公共场合也要戴口罩；坚决克服随地吐痰的恶习，必要时可制定地方法规，严令遵守。
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用品，如毛巾、浴巾、肥皂、牙具等要独立使用；给家里定期消毒，回家先洗手；外出就餐时改为分餐式，用公筷公勺夹菜盛饭；与人说话尽量声音小点，并保持一定距离；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
扩大财政投入增强公共卫生体系韧性
尧金仁（市政协常委，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副总经理）
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充足的医疗设施和防护物资、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能够做出快速检测和诊断的实验室及技术人员等。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资金投入。本次疫情“大考”中，我们看到了公共卫生事业投入的短板和改善优化的空间：一是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投入总量不足。二是政府财政投入领域和使用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公共卫生支出主要花在了硬件的基础建设上，其中又以项目支出为主，而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却被忽略。公共卫生体系人才流失、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直接影响到大规模突发疫情防治能力。三是一些客观体制原因，阻碍了社会资金的投入或捐赠。
财政资金投入是决定公共卫生工作水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公共卫生人员稳定等关键因素。为此，建议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扩大政府财政投入规模。一是提高卫生总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重，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在卫生支出中的占比。二是完善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机制，逐步提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三是减少个人支出，把部分公共卫生服务和产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体现公益性。
二、优化政府财政投入结构。一是增加对综合医院的公共卫生投入，设立专项补助，足额保障公共卫生任务所需经费。二是建立新发突发传染病及重大疾病防治、流行病学调查溯源技术、病原检验检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专项资金。三是坚持“预防为主”，将一部分预防支出列在财政预算中，以便应急事件发生时可以动用这笔经费。
三、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一是进一步完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院分类管理办法，细化社会办医支持政策，激发社会资金投资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性。二是建立财政手段与金融保险工具相配合的投入机制，发挥险资种子资金和领投资金的作用，助力公共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医疗研发，有效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三是加强保险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协作，推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开展健康大数据分析与运用，加强风险定价能力建设，将流行病学研究成果与保险精算技术相结合，助推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流行病专项保险机制。四是鼓励更多企业、家族基金投入公共卫生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领域中。
四、完善科学管理运行机制。一是明确政府和市场对疾控、基层卫生人员激励的边界和范围，完善人才职称、聘任、薪酬、绩效评价体制机制，激发活力，真正实现保障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的双重目标。二是探索建立财政资金与医保资金融合保障公共卫生新机制。设计合理的筹资机制，将财政和医保资金作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三是引导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防治结合的协作机制。四是加强人文社科、信息、管理等综合素质培养，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实操训练。
借鉴海外经验，培育公卫学科
卢慧文（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协和教育集团（中心）总校长）
在本次疫情期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公共卫生类知识在公众中普及率低。二是调研中发现，大学里的公共卫生学科专业目前定位尴尬。一方面，开设公卫专业的多为大型综合型著名高校，另一方面，该专业的设置挑战度不高、就业吸引力不大。
公共卫生危机是涉及各行各业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自己的家庭、单位、行业会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部门提供的“指南性”信息，还需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其次，公共卫生硕士专业目前的设置太窄、太浅。说它窄，是因为其内容普遍比较传统，以传统疾控为主要方向，跨学科内容少，和新兴学科领域的整合度低，所以就业面比较窄，前瞻性不强。说它浅，是因为报考的学生以没有工作经验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为主，缺乏实际工作经历，较难进行针对性学习，导致毕业时虽然对公共卫生各领域知识都有所了解，却无法胜任专业要求较高、技术攻关难度大的工作。
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由高水平大学提供灵活的短期学习，供有需要的公众在线学习，扩大普及。参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做法，由权威高校的公卫学院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尤其是适合各行业管理者学习的公共卫生短期在线学习课程。课程应重点关注公共卫生危机中各领域、各部门间的分工与配合，讲解一系列公共卫生举措背后的动机与思考，伴有经典案例学习，讨论过往公共卫生决策的成与败。该课程可以作为管理者在职学习的职业证书，也可成为在校大学生的公共选修课。多管齐下，提升群众普遍的公共卫生知识储备。
增加实习工作和行业导师在公卫专业设置中的比重，并鼓励相关领域人士跨界报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大学公卫专业行业导师制度和在岗实习制度，推动理论联系实际。相比其他专业，国外一些大学的公卫学院会更多聘请行业专家与客座教授作为学院的职业导师，使得课程内容与时俱进，符合实际场景。
发挥公卫学科跨行业优势，提高培养水平，鼓励跨界深造，拓宽就业领域。本次疫情之后，各国政府和民间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都大幅上升，就业机会随之增加。要增加高校公卫专业的跨行业课程设置，鼓励有各行业工作经验的非应届生人才报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成为城市未来公卫人才的储备军。
适应网络特点，传播防控疫情消息
骆新（市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主持人）
面对疫情，舆论发酵主要集中于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我们既要防止“谣言”在其中滋生与蔓延，也要适应网络特点，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新的疫情防控和信息传播方法。
基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对发病率、规模进行预测。完善疫情防控的预警机制。如果能够将基于网络的这些分布于不同时空的大数据进行整合观测，对流行病学的判断会发挥更大作用。所以，应该将其纳入防疫信息渠道，或作为一种补充。
社交媒体可以发挥“熟人社区”的低成本沟通作用，弥合公共卫生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问题，促进疫情中的信息交流，便于公众在科学认知等领域更快地达成共识。
网络媒体有效参与健康传播干预，实现公众从认知到行为的改变。疫情发生后，很有可能出现谣言，此时进行“传播干预”是必要的，特别是通过熟人社区增强沟通的信任度，不仅能发挥“强联系”的作用，也能有效激活“弱联系”的功能，满足公众情感诉求，促进公众将倡议付诸行动，起到良好的行为示范。同时，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以网络实名制来确保信息来源的准确性，从而最快分辨并遏制谣言的传播。
疫情防控中的数据滥用与隐私侵犯问题值得重视。《民法典》和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放在如何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上。同时，也应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加强部门统筹，加快提高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数量和质量。
（稿件来源：联合时报 摄影：金松）
